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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的路，经过的事，遇到的人was, is and to be illuminated, for you and me 07 augustus 运作。。。好久没动笔了，这几天手痒，也确实有点感想，随笔一下。。
今天的题目，源于昨晚偶尔看到的一个电视剧的情节，电视剧的名字叫“窝居”。
剧中，某房地产老总在酒桌上，为了向银行家解释什么是运作，说了个美国的故事，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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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农村老头有三子，老大老二都在城里工作安家生活，老三被老头留在身边养老。
一天，来了个人对老头说，我要带你儿子去城里。老头说，你给我滚！
那人接着说，我会给他介绍个工作。老头说，你还是给我滚！
那人继续说，我会让他做洛克菲勒的女婿。老头说，那好吧...
还是这个人，接着找到洛克菲勒。
他对洛克菲勒说，我要给你介绍女婿。老洛说，你给我滚。
他继续说，我给你介绍的这个女婿，是世界银行副行长。老洛说，那好吧...
还是他，马不停蹄找到世界银行行长。（说到这，你大概能猜出来下文...)
他对世界银行行长说，我要给介绍一个人给你做副行长。行长说，我已经有了10个副行长了。
他继续说，我给你介绍的这个副行长，是洛克菲勒的女婿。行长说，那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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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盖因这个所谓的运作，和我现在项目的前期操作，竟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个项目的三大股东，一个是世界金融巨头，一个是在上海有几个地标建筑的美国地产商，还有个是拥有上海中心城区土地的地主（中国现实的地主就是我们的zf).
把他们按照上面的故事定位角色，地主是乡下老头，巨头是世界银行，地产商是洛克菲勒。
地主有拿不出手的儿子（城区里已经快成棚户的烂房子）；地产商在找女婿（地标建筑建成后一直没有新项目，女儿快成老姑娘）；巨头在当时有钱也不愁项目（尽管两年后没有美国政府出资差点死掉）
这三方，原本互无交集。但是，一切改变始自一个上海人出现后。
这个人让地主知道，原来自己的烂房子可以变成像新天地那么牛的物业；
他也让地产商相信，地主的烂房子价值千金，而且可以有金融巨头的融资；
他最后告诉金融巨头，地产商可以成为他们长期的合作伙伴，不信你看看那么多地标建筑；你再看看地主破房子的地脚。
最后，三方坐到了一起，开始了这个项目。
当然，他们坐在一起之前，按照要求付给了这个上海人几个点的股权，作为介绍费。
别小看这几个点。就这几个点乘以基数，够你我众生祖祖辈辈无穷尽也...
项目,在三方的吵吵闹闹中，还在继续...
上海人早就把股权变现，揣着钱继续找其他的运作了... 10 april 陈冲在华盛顿邮报撰文:Let the Games Go On华盛顿邮报 2008-04-09 18:35:01
圣火在旧金山传递当天，著名华裔电影人、担任奥斯卡颁奖嘉宾的陈冲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英文文章，客观阐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对中国奥运会的切身体会。文章说奥运是条友谊的桥梁，而不是一个政治的竞技场，反对干涉奥运会，抗议诋毁中国。 下面是文章具体内容： 1961年我在上海出生，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在童年时代，我目睹了自家的流离失所。我的祖父曾经在英国学医，却被错判为反革命和外国间谍后而自杀身亡。那是一段最糟糕的时期。 但是，自从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没有人能想象过会在仅仅一代人中就发生了。一个跟西方不相干的共产党政府，已经变成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并且期待着加入到国际社会中来。 中国的国营经济已经蜕变成市场经济，并且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三十年前，很清楚的事实是，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享受了更充分，更富足的生活。 尽管还有更多的要做，但是中国政府在对外开放和融入国际社会中已经大大进步许多。 就在上个月，我用了四个星期去了中国的上海，北京，香港和成都。对于北京奥运会，我所遇见的中国人都很自豪也很兴奋。他们相信奥运会是一个很绝好的机会来向世界展示一个现代中国。正如许多美国民众一样，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也为最近在西藏发生的事件而不安。但是，在观看了骚乱分子的焚烧和暴力行为之后，中国民众相信政府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那就是平息骚乱恢复社会秩序。 奥运火炬已经到了加州，今天还要在旧金山传递接力。在一项批评中国的议案中，旧金山市监察局的克里斯·戴里，声称对火炬接力的抗议会“为旧金山民众提供一个一生中难得的机会来帮助十三亿中国人获得自由和权利”。好在葛温?纽森市长并没有签署这项决议案。 这项决议案根本不顾现实情况。首先，中国民众是自豪的民众。他们想要自由和更多的权利，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必须从自己内部争取。他们知道没有人能平白赠与这些自由和权利。过去西方帝国主义和鸦片战争所遗留的阴影仍然还在，中国民众不需要自己的国内政策被外部政权干涉。他们也不希望美国抵制奥运会开幕式。一九八零年的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和一九八四年的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会根本没有用。美国对北京开幕式的抵制只能会对两国关系不利。 几十年来，反华人权组织在华盛顿花费上百万美金来诋毁中国。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游说只是为了赚取美国新闻媒体和美国政府的眼球。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开放思想并放长眼光。我们需要交更多的朋友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敌人。还记得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比赛为中美关系在七十年代做的贡献？让我们来庆贺奥运会作为一个运动会应该成为的----一条友谊的桥梁，而不是一个政治的竞技场。
03 april 转载：中国无须紧张：西方在西藏暴乱事件早已乱套！本文由 张行行 在 2008-4-1 01:33 发表于: 倍可亲.美国 ( ???? )
而欧盟的两个表态又重撮了欧盟本身，在欧盟一体化的危机刚过，法国的地位受到挑战，而后科所窝的独立，西班牙等国家的强烈反对，以及德国的支持，都让欧盟感觉到政治无力，而这次在斯洛文尼亚的会议，更让欧盟难过，因为显示了欧盟无法达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英国处于对自身将举行奥运，以及本身就有分裂问题（北爱尔兰）所以力挺北京，bbc作为传统的反本国政府的东西，就更有理由追杀英国首相，另外外相本身就是亲中国的，所以这个声明和他也脱不了关系。而在野党和工党的大战一触即发，北爱尔兰也在暗涌。英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才刚开始。 而后的德国，这次比较厉害是因为2007年的外交对抗的结果，德国社会是完全右倾的，议会里，右派占了400多席次，左派才80多。所以这次的事件对德国民众冲击比较大。但是德国急于表态是因为他们有恢复大国政治的想法。因为只有能冲击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这三个国家的事件出现后，德国才有表现的机会，因为只有足够的大事件才能表现出他足够大的声音。而民间估计错了政府的考虑，因为2007政府和商业界受到教训，所以他们不敢有所表示，也只能在欧盟声明中略微表现而已，所以德国媒体不仅夸大事实，也追杀起政府。因为民间确实很着急他们德国的政治前途。这个德国是我们最应该注意和防范的，因为他的情况和法国正好相反。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有分裂问题，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持可以理解。尤其是西班牙反对科所窝的独立，已经看出西班牙一贯的反独立立场了。意大利因为和法国有敏感的高斯岛问题（高斯是法国的分裂问题，有很多年了，分裂后的最大主张就是加入意大利）所以意大利也无从表态，如果反对北京，那么它就是给法国了一个大难题，高斯岛分裂的可能性变大。如果赞成的话，那刚好在欧盟内和法国唱了反调。显然意大利在欧盟中的地位不及法，德，英。出于梵蒂冈的考虑，梵蒂冈也很沉默，而意大利更是要看北京的法国的后续才敢于表态。所以意大利是最沉默的。当然做法和德国一样，在欧盟宣言下偷偷表述一下而已。 美国现在也是护不了那么多了，美国1年的大选就在民主党内斗里动荡呢。因为台湾大选后，美国开始了对中国政策的调整，而忙于国内政治斗争还转不过身来说这个问题。共和党的布什表态的话，说不好被民主党骂，加上他的战争情形，估计党内会和他算账。而民主党内斗的一片狼及，更不会回应海外问题，因为噢巴马一回答，希拉里就要心里偷笑了。 新德里当然是最应该注意的，但是印度自己的社会机构也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问题，第一是印度人大多数是印度教徒，对佛教根本不理睬。而印度也缺少资源对西藏问题发表言论。不过城门失火殃及鱼池。1955年被印度入侵成了保护国的尼不尔也暴乱了。很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波及本来印度自己身的利益地区。所以印度也不敢多说话。 总上，外国，尤其是西方都在各国本国政治厮杀而大打西藏的事情。大家无须自乱，只要保持西藏发展，大家都知道这个只能是一个美国制造，印度参与，欧盟远观的不是问题的问题。而dl无论他内心如何考虑，其实他一死，就无所谓这样的事情了。 理想的分析后，我们无需变成鹰派，我们只要依法治理好自己的事情，让事件平息，而后让那些想大捞政治资本人的失去他们的法宝，才是最应该做的。 30 november 工作月记-11月11.30 上海 多云
Keywords: Global Specification (GS); English; E-mail
最近常被问起，上班一个月以来的感受，这份工作到底如何。
在这个时候下任何结论都尚早，所以就先说说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对喜欢创造性的同学们，这或许不是适合你个性的job.
(时间不早，周末待续） 04 april 《Vincent》- An imaginable song
01 april 桜坂君よずっと幸せに
風にそっと歌うよ 愛は今も 愛のままで 揺れる木漏れ日 薫る桜坂 悲しみに似た 薄紅色 君がいた 恋をしていた 君じゃなきゃダメなのに 一つになれず 愛と知っていたのに 春はやってくるのに 夢は今も 夢のままで 頬にくちづけ 染まる桜坂 抱きしめたい気持ちで いっぱいだった この街で ずっと二人で 無邪気すぎた約束 涙に変わる 愛と知っていたのに 花はそっと咲くのに 君は今も君のままで 逢えないけど 季節は 変わるけど 愛しき人 君だけが わかってくれた 憧れを 追いかけて 僕は生きるよ 愛と知っていたのに 春はやってくるのに 夢は今も 夢のままで 君よずっと幸せに 風にそっと歌うよ 愛は今も 愛のままで 30 maart 男人在35岁以前需要做好十件事男人在35岁以前需要做好十件事 35岁是青春的后期，35岁以后是收获的季节，如果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你将会憎恨自己。所以在35岁以前，在烂漫蓬勃的青春年华里，你最好把下面十件事做好： 已故零件大王布鲁丹在他35岁时，已经成为零件行业的领袖，并且组建了年收入达千万美元的海湾与西部工业公司。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可能有过彻夜不眠、刻苦攻读，这在20岁甚或30岁都没有问题，但到了35岁，就不应该再为学习基本技能而大伤脑筋了。35岁之前是一个人从事原始积累的阶段，35岁之后就应该勃发了。 第二，养成个人风格。 在35岁以前，找出你所喜欢的，不论是衣着或是爱好，哪怕是与众不同的小习惯也好。20岁、30岁时你可以不断尝试、不断改变，但是到了35岁，你便要明确地建立个人风格。一位男士或女士在事业中途改变自己的形象，就会让人觉得很不可靠。你喜欢穿西装吗？好！就把西装当作你的商标吧！办公桌上摆些鲜花会令你工作更有效率吗？那就每天都摆些鲜花吧！ 第三，在感情生活方面平和安定。 在攀登事业的高峰时，如果私人生活不愉快，陷入感情危机，对你会产生很大的干扰，甚至会逐渐令你对别的事物失去兴趣。那些在35岁之前私人生活已经平和安定的人，一般都比生活动荡不安的人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成功。因此，如果你想结束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或者你想和女友结婚，那就赶快行动吧，免得把问题拖到生命的第35个春秋。在35岁以后，你应该专注地看着你对事业的投资开始获利。 第四，明白自己的短处。 承认有些事情你的确做不好，或者不愿做。如果你讨厌数字而喜欢创作，那就不要因为待遇高或顺从别人的期望而强迫自己做数字工作。在35岁之前，一定要投入你所喜爱、所擅长的那种工作。否则，35岁之后必然会有一段郁郁不乐的日子。而且，真正的成功可能因为活力的消退而丧失。 第五，知道自己的长处。 你应该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并且清楚你所喜欢做而又做得比别人好的事情。不管你目前担任什么样的角色，知道自己的长处对成功都很重要。 第六，储备辞职另谋生路的钱。 在这个多变的职业世界里，你也许不会永远在一个地方工作，或者永远在一个位置上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当你感到无法施展时，你很可能会想到辞职，或者开辟第二职业，如果你事先储蓄了足够的钱，你便有了一个安全的后盾。 第七，建立人际关系网。 如果到了35岁你仍未建立起牢固的人际关系网，那你就有麻烦了。这个人际关系网包括你的朋友、亲人，最低限度包括所有可以互相帮助的人。这些人有的是你的同事，有的受过你的恩惠，有的你倾听过他们的问题，有的你和他有着相同的爱好。人际关系网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培养。一个人在事业上、生活上的成功其实如同一个政党的成功，你要有许多人散布在适当的地方，你可以依赖他们，他们也可以依赖你。 第八，学会授权他人。 许多人不肯或不能这样做，因此始终被钉在从属的职位上。授权他人是成功的一半，一个事无巨细，不能将工作授权别人的人，注定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到了35岁，你最好已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换言之，你懂得挑选合适的人并信任他们。 第九，学会在什么时候三缄其口。 因说话不小心而自毁前程的人，比因为任何其他原因丧失成功的人都多。要学会保持沉默而且看起来机智--别人自然以为你知道的比实际还多。别讲别人的闲话，别谈论你自己的大计，守口如瓶所赢得的声誉，远比讲人闲话所带来的东西更加珍贵。你在事业上越成功，这一点就越重要。 第十，对人要忠诚。 如果你到了35岁仍未能建立起坚如磐石的忠诚信誉，这一缺点将会困扰你一生。不忠诚的恶名必然会使你在事业上到处不受欢迎。你不能靠暗箭伤人爬到事业的顶峰，而要靠在早期树立起来的真诚刚直和不可动摇的声誉。35岁以前，忠诚只是投资；35岁以后，你会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收到忠诚的回报。 01 maart What is research proposalA research proposal is intended to convince the reader that the proposed work is significant, relevant and interesting; that the design of the study is sound; and that the researcher is capable of successfully conducting the study. 31 januari 也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The truth comes from disputes. It seems that I drew a conclusion too early.
For details:
27 januari 在美国当教授十五年——谈美国学生的两极 美国的一流大学造就社会的栋梁；
二流大学造就具有现代技术的劳动力；
三流大学向那些本达不到高等教育要求的人提供一个进入中上阶层的通道，他们中的极少部分，能通过这里到达中上阶层。去不了的，也在这里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被整合进主流社会，就象沙子被整合进水泥，成为有用之物一样。
What is the principal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hy is it necessary to secure the fairness in education?
Can we draw such a conclusion as Chinese students will definitely do better than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Why should teachers respect each student even though some of them are that incompetent?
If we are really willing to go after the American style in terms of education, we should study the inbuilt in stead of the superficial. This is an appropriate article for educators and politicians as a reference.
26 januari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This is an essay offered by a genuine patriot, in which he corrected the distorted history. Frankly speaking, I was enlightened and released from a long time confusion, that is, when we criticized Japanese history text book, did we review our own? Why the closed small country like Japan was able to step forward to a modern society soon after being raped by European intruders, while we couldn't?
Long history and splendid culture might be a block to modernization unless we are able to face the truth bravely and analyze the setbacks calmly though it is really hard for those are living in the circle of Confucianism.
For details:
12 januari JAPAN'S RECENT ECONOMIC PROBLEMS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to be learned from Japan's decade and a half economic stagnation is that circumstances change quickly, and if a system is incapable of adjusting to those changes well, the economic quality of life will certainly suffer. This is what occurred with the Japanese system of state-assisted capitalism.
Learning from the Japanese EconomyLearning from the Japanese Economy Updated and revised September 2004 Despite recent improvements, Japan today still faces some of the same structural problems that triggered its 15 year economic malaise including low productivity growth relative to the past, continuing high consumer prices for basic necessities such as food, and record post-war unemployment rates. Japan's post-war economic rise and its current relative stagnation offers students and teachers opportunities to both learn more about Japan and better understand economic concepts. Through understanding recent Japanese economic history, students gain knowledge about what cause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flexibility and continuing prosperity.
THE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
In the early 1870s, shortly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s new political leadership faced the problem of Western imperialism. Japan's oligarchs quickly decided to build both a strong economy and a strong military. Meiji leaders systematically studied various economic models and made the deliberate decision to adopt a Prussian-style government-directed capitalism where the governmen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termining what is produced and allocates capital through control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Free trade is considered harmful much of the time. The legal framework is considered subservient to state interest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economy is viewed as existing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not the individual. The Japanese rejected the Anglo-American laissez-faire model in which the market largely determines what products are produced, and banks and the stock market allocate capital. Free-trade is considered highly desirable.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are viewed as separate entities, and the legal framework (or rules of the economic game) is considered important. Above all, the economy is viewed as serving the individual not the state. Through great state assistance to a few industries, Japan had become, even before World War II, a world leader in aluminum, ship building, and rayon. While Japan's defeat in World War II meant a radical de-emphasis of the military, the Japanese continued to pursue the goal of economic strength. After the wa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ntinued its practice of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particular industries and discouraging foreign and even domestic competition. These policies were achieved first through tariffs and later through so-called informal trade barrie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or consumer production regulations written in a way that excluded foreign or even aspiring domestic firms from entering new markets. Although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did not result in the kind of rebuilding Europe experienced under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n-introduced policies resulted in higher Japanese savings rates and lower inflation. The Korean War. While the U.S. did not defend South Korea with the intention of helping the Japanese economy, massive American purchas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during the war served as a major economic boost to the still-recovering Japanese economy.
Due in part to the post-war climate engineered by the U.S. and Britain, free trade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relative to the 1930s, creating a favorable situation for Japanese exports.
Before the 1950s, a number of leading Japanese industries, epitomized by textiles, were heavily dependent upon expensive raw materials. By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ame decade, the Japanese were producing goods such as cars that required fewer imports. This made Japanese exports less expensive. Even though Japan's miracle was not export-led and the country did not begin substantial exporting until the 1960s, when the export boom did occur in Japan, it made a strong economy even stronger.
As late as 1950, fifty percent of Japan's population lived on farms. Japan's excellent schools and a high birth rate placed employers from the 1950s until the late 1960s in the enviable situation of having a large supply of young, well-educated, rural high school or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who were no longer needed on farms and who desired industrial employment.
Private savings, which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urn lend to expanding businesse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economic growth. Japan's high savings rates enabled Japanese industrialists during the miracle years to obtain massive amounts of funds for expansion very cheaply.
Japan has industrial rather than craft unions which means management negotiates with one rather than several labor unions. Also, lifetime employment in major industries, a seniority system where people are rewarded eventually if they remain with one company, and worker participation strategies all have contributed to harmonious and productive Japanese work places.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played a larger role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than was the c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domestic private competition in such industries as motorcycles, automobiles,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was fierce. Successful Japanese entrepreneurs in these, as well as other industries, were able to build powerful companies that benefited the entire economy.
During the miracle years, the voters continued to elect members of one political party,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thereby avoiding the political unrest that hurt the economies of other nations during this time.
While Japan today has one of the largest armed forces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 U.S. viewed Japan a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thus shouldered a major portion of the costs of Japan's defense, Japan was freed from the burden of spending a large portion of its wealth on its military. 10 januari 郎咸平清华大学演讲主持人： 非常感谢大家做客“时代论坛”，“时代论坛”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面向全校的大型综合性论坛，本次演讲是时代论坛自创办以来的第59场活动。在过去的两年半中，论坛的讲台上，曾经有许多位政商精英、全球五百强企业CEO、各个领域的时代人物同我们清华同学畅谈理想、规划人生；在这里，学者与大师们同我们一道追本溯源，探求真知。 现在是清华最紧张的考试周，在清华最大的教室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同学站在后面或坐到台阶上，可以看出今天这位演讲嘉宾的魅力和号召力。我们把这场活动作为时代论坛的年终特别献礼。我们的想法是，能够请到这么受同学欢迎的重量级嘉宾来到今天演讲现场，就是对同学们对时代论坛支持的最好的回报。欢迎来到时代论坛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谢谢你们！（掌声） 1980年的某个夏夜，陆军上尉林毅夫抱着篮球从小金门游向大陆，这让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们困惑不已：什么理想让他甘冒如此风险？20年后，有个人对此恍然大悟：想做大事就要到祖国大陆去！这个人终于来到了大陆。 他是世界级财务专家，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他拥有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他引起了最受关注的争议，他“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德隆和格林柯尔这两个显赫一时的企业帝国轰然倒塌。他，也引发了2004年最受瞩目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同样是他，出身台湾桃园农家，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可是，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他却奇迹般地在两年半中连拿沃顿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就是传说中的郎咸平教授。 我想同学们在电视里已经充分领略了郎教授的风采，一定非常想见到郎教授本人。下面我们就把屏幕上的郎教授请到讲台上来，让我们热烈欢迎郎咸平教授！（热烈掌声） 主持人： 郎教授，您好。我们很多清华同学都是第一次见到您。首先，希望您能够用几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心目当中的清华，或者清华人，是什么样子？跟我们大家共享一下。 郎教授： 这个问题问得让我太感慨了。因为我们从初中到高中，念历史的时候，都会读到一个“庚子赔款”，对清华大学，对“清华”两个字，是我们在台湾念书的小伙子第一个认识的大学。高中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念工科，要考台湾的“清华”。可是很不幸，高一下来，数学也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笑声），总是失之交臂。那么，“清华”，当时给我什么印象呢？就是“追求卓越”这四个字。到那个时候，我才悟出这个道理，“追求卓越”是我心目中的清华，但是自己本身还是离“卓越”很远。当时我不卓越，所以没有进清华。那么这个“追求卓越”也是我追寻努力的目标，也同时呢，送给各位同学好吗？（掌声） 主持人： 到了清华，还有一位跟郎教授渊源很深的老师——清华历史系的秦晖教授。秦晖教授在90年代初的时候，也曾经提出了一些关于国企改革的主张，可以说跟您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在清华时代论坛这样一个讲台上，您觉得有什么话要对秦老师说吗？ 郎咸平： 我相信这句话不只是对秦晖老师说的，同时也向崔之元教授等等著名教授说的。这个事件，体现一个什么道理？清华看事情，比我还清楚，比我还远。这是个什么表现呢，这就是“追求卓越”的表现，这就是清华的精神。 主持人： 还有些同学托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同学准备出国留学，所以他们要考英语，考英语大家复习得很郁闷，要考GRE和TOFEL。但是有很多同学知道，您当年在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GRE和TOFEL两门成绩加起来，好像还不到2400分。（笑声）不知道您是怎么评论这件事儿的呢？ 郎咸平： 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十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百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笑声）很不幸，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笑声）我申请了七家学校，有六家不要我，只有一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热烈掌声） 主持人： 前面，非常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留给郎教授，请郎教授为我们开坛布道。 （热烈掌声） 演讲： 郎教授：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学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的危险（笑声），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Щ厝ヒ院螅槔锏淖詈笠徽隆案＠醚А保锩娼擦艘桓隼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 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以后，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的股市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的上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是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他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的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三十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三十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1980年的五十年间，它的年回报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三，等于百分之十一点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六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的退休金、保险金放到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毁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才是对美国的重大打击。美国的股票市场承担着美国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他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身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写美国的股权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来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把它化解掉。这使得紧张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财富。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我们跳开美国和英国两国，你再看看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了，欧洲大陆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同学们可能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他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的精神代表著作——比如讲：微观经济学， 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富起来，但其它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只是讲了一半，那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的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后续的改革却背离了邓小平的思想。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五年下来，我们走到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可见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背离了这一切。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虚伪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回忆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的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有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的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百分之二十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共产党的，我全部都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我党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掌声）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掌声）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掌声、笑声）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笑声）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笑）什么叫做荒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掌声）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念不起大学， 而是因为没有钱而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的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掌声）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笑）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笑）你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笑）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笑）最后因为刁民过多，（笑）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过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它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笑）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是因为你被套牢了。（笑，掌声）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笑）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笑，掌声）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 你也不敢。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同时，我们的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步，也是让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谓的股改是全流通，让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国政府，股改后的公司，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哪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掌声）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掌声）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笑声）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笑声）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笑声）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下。（笑声、掌声）批什么，“原则可行”。（笑声）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做沟通，是希望同学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单的、随便的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利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而产生的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 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所。（笑声）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提问： 主持人：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在郎教授演讲的一个半小时还长的时间里，咱们教室里面的同学，不管是坐在台阶上的，还是站在最后面的同学。大家都是鸦雀无声，可以用我们清华的校风“行胜于言”来形容。我想同学这么全神贯注，本身就表达了我们对郎教授的认可。 下边进入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我们清华的同学跟郎教授的交流互动时间。为了保证更多的同学能够跟郎教授面对面交流，希望每一位同学只提一个问题。并且希望大家的陈述尽量简明扼要，在提问之前，希望同学自报家门，把自己的名字、专业和年级告诉郎教授。 郎教授： 还有就是不要问我个人的问题，问一些观点的问题。 主持人：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郎教授说，最好问一些观点的问题，有一些高水平的讨论。下面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示意，好吗？ 同学一： 我叫陈剑波，是经管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看您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我觉得你很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然后你说中国没有所谓的外汇操作高手，那么，我想你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外汇人才，认为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还要什么样的工作的历练呢？谢谢。 郎教授： 回答完了这个问题，就不能接受第二个问题了，你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由于时间问题，我今天特别避开了金融改革。但又被你拉了回来，硬逼着我谈这个问题。那我没办法，就谈两点吧。（掌声） 我就简单的谈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银行改革。我相信各位应该从网上知道我的观点。你今天把花旗银行放到二十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依然是40%的坏账。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就成了坏账，这和银行本身经营是否到位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的好？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而且它有个很好的法治系统，可以保护债权。当我们银行碰到坏帐问题，我们政府管理单位所想的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简单的上市，而没有第二个方案。我想请各位同学，尤其是我们清华的同学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就行了（笑声）。如果上市能解决问题的话，我想请问同学们，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还如此的衰退，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呀，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上市银行会在80年代大量倒闭呢？因为上市解决不了问题。 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级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帐。 但是我们在2004年、2005年把银行大量卖掉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商银行竞相贱价收购我们的银行呢？无可否认的，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素质不断上升。而且十六大之后，我们法治化建设也抬上了议程。经过我们全体老百姓的一致努力，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的经济素质上去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完成了，因此银行可以赚钱了。到时候你发现，外商银行都赚钱了，你还以为他是水平高。（笑声）但是这是我们全国老百姓、政府辛勤奋斗的结果。到最后，所有价值都归于外商银行，因为你在2005年把它们卖光了。这就是银行改革的下场。（掌声）这又是一个由外商席卷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中国人负担的错误改革。 主持人： 好，下一个问题。 同学二： 郎老师，请允许我称呼您郎老师。（笑）我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大四的本科生，我叫马蕾蕾。我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很多文章评论中说：现在中国的这一代人，是信仰丧失，道德沦丧的一代，我在您的文章当中，也看到了这种观点。我想问您，您有信仰吗？您的信仰又是什么？谢谢！（掌声） 郎教授： 我很感谢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有信仰吗？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谈到信仰，谈到我的认知观点，不如谈谈我们历史上哪些人物值得我信仰，哪个人物理念值我学习，好不好。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做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热烈掌声）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掌声）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热烈掌声） 主持人： 最后一个问题。 同学三： 郎教授，您好，我是生物医学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叫魏小星。刚才您说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并不是否认您的观点。而是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改革当时的一些文章，叫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而且我记得好像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为精英主义辩护》，它的意思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公平，具体的说是机会的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谢谢！（掌声） 郎教授： 这位同学问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轴。我们就讲讲《微观经济学》。你说微观经济学从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哪一个理论不是想透过价格达到最有效率的境界呢？当我们把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在一起，成为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生产者的效率以及消费者的效率，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社会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一个铁律，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所以我们当然要追求效率。但是效率的前提是全社会要变得更富裕，而不能有人变得更贫穷。也就是别人不能替你买单，这是个原则。 至于你所谓的“公平”本身是什么公平？当然不是你说的“齐头”的平等，那是另外一个观点，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比如说教改、比如说医改，比如说国企改革，你不能剥掠别人的机会，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达到所谓“公平以人为本”。效率是在公平基础上才能完成的。（热烈掌声） 评论： 主持人： 刚才郎教授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所以大家体谅一下郎教授。我们先让郎教授在讲台那边的位置稍事休息一下。下面一个环节呢，请咱们清华的两位老师就今天郎教授跟大家讲的内容，做一个交流。一位是吴栋教授，吴栋教授在清华长期教授《政治经济学》，教龄超过了三十年。另一位教授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崔之元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刚才郎教授讲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崔教授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他在加盟清华之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掌声） 吴教授： 今天这个场面，使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郎教授，在我们清华这个大讲堂里边，做了这么精彩的报告。郎教授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边，他所谈到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内涵非常深刻，而且观点也非常鲜明，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很好思考的。他所提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课题，到底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是从世界范围内，通过他的丰富的阅历，谈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非常深入的思考。胡锦涛主席在11月25号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一个讲话。他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那么我想郎咸平教授实际上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点上我现在不做出这方面的评价，但是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他是学贯中西的。 因为我现在是给同学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对他所讲的这一套应该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他实际上是从人类发展的高度上，来探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对我们的改革也做出了他自己的评价。我们中国的改革，我个人的看法，应该说成绩是伟大的，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你谈到的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我承认也是存在的。那么这里面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好，我谢谢同学们，你们还有这么多同学来听我的讲话。 主持人： 谢谢吴栋教授，下面有请崔之元教授。 崔教授： 谢谢大家，谢谢郎咸平教授给我们做的这么精彩的讲演。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也不够资格对郎咸平教授做出真正深入的评论。我只是想重复或补充，刚才郎教授讲的一些很精彩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受到很多启发，对一些很基本的概念进行了很深入的、并且是历史性的一种考察。我去年才到清华来教书，这一年来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至少在我教的课里面，我和同学们有限的接触，感觉到就是我们对一些西方的概念，对它的历史，对它的历史性，对它的来龙去脉，重视和了解的还是很不够。比如说郎咸平教授一开始就讲“stock”。从“打白条”到“stock market”，为什么“反垄断法”叫“anti-trust”，也就是反对大家族的这些历史演绎，非常有启发。 另外，他讲的1875年的“平等法”，大陆上翻译为“衡平法”。它不直接翻译成“平等”，但是我觉得郎教授直接把它翻译成“平等”，就是说原来在英国历史上，这个“equity court”是一个单独的法院。1875年之后，和普通法判例合在一起了。而直接把平等的概念，引入到法律实践当中。 郎教授反复强调我们更应该真正关心群众，并且了解这个社会，有一种“从群众来，回到群众中去”的这样一种思想。而用的很生动的例子做说明。为什么用陪审团呢，这个意义非常深远。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是学自然科学的，是学理工科的，简单的补充一点儿。我觉得这个陪审团在我们整个自然科学发展中，意义非常重大。大家知道，概率论它是在所谓拉普拉斯研究陪审团才发展出来的，因为在不确定现象下，19世纪的物理学是牛顿力学，它没有量子力学，那么拉普拉斯他本人就是为了研究陪审团问题而发展概率论的，因为他是一个陪审员，他要提出某事件的概率可能是0.5和1之间……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郎老师举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的故事。这不仅是故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最后，我想再简单的说一下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香港看病急诊都是不要钱的。美国的评级机构也认为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市场经济指标最高，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也是郎教授刚才提到的-----香港有非常严格的法治的程序。我这里特别想强调补充一点的是，香港的土地是公有的，正是因为公有土地，产生了收益。不像中国去年8月31号之前，我们一般说的“八三一”大限。就是8月31号以前，我们的很多公有的土地的使用权是廉价的，甚至是完全靠着关系，就划拨给了使用者，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的使用权的招标，也没有一套的严格的法治机制。我们要注意的是，香港公有的土地产生，市场的拍卖，产生了公有资产的收益，这样导致香港可以收很低的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国有资产都彻底私有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公民都不得不再交更多的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市场中经营公有资产产生收益，实际上可以降低每个人所付的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深刻的内含，也就是跟郎教授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本质意义。 197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德（James Meade），他被翻译成中文的一本书，叫《效率、公平与产权》（经管学院这个图书馆里有几本）。他在1995年去世之前，一直在研究自由社会主义。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和郎教授今天讲的这个整个的思想，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就是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是需要改革的，但改革并不等于全部廉价的卖光，或者是只要少数人从中得到利益。而真正建立这个改革的方向，应当避免改革最后变成了为少数人得利，这是我们当前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所以我今天钦佩郎咸平教授，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郎教授提出的理念是极为有建设性的。谢谢！（掌声） 今年红白歌会上最动听的歌：雪の华 (雪瓣)--中岛美嘉伸びた影を舗道に并べ 让身影并排倒影在步道上
夕闇の中を君と歩いてる 夕阳即将散去的余辉中与你共行 手を繋いでいつまでも ずっと..... 紧握着的双手永远这样吧 一直...... そばにいれたなら泣けちゃうくらい..只要在身边 泪水都快要涌出般的...... 风が冷たくなって 风渐渐变凉 冬の匂いがした 觉察到冬天要来临的气息 そろそろこの街に 在这个城市里 君と近付ける季节がくる 与你相近的季节即将来临 今年 最初の雪の华を 今年 第一场雪的花瓣 二人寄り添って 弥漫在两个人的身旁 眺めているこの时に 仰望着这风景的此时 幸せがあふれだす 幸福从被添满了的心中溢出 甘えとか 弱さじゃない 对爱既不是太敏感 更不是太脆弱 ただ 君を爱してる 只是 爱着你 心からそう思った 在心的深处 这样想着 君がいるとどんなことでも 只要你在 乗り切れる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ってる 无论什么风雨都显得无所谓 こんな日々がいつまでもきっと..... 这样的日子永远的永远的 会的...... 続いてくことを祈っているよ 愿它一直的持续下去 风が窓を揺らした 微风让窗户摇摆 夜は揺り起こして 夜色让这风景摇摆 どんな悲しいことも 无论是什么伤心事 仆が笑颜へと変えてあげる 我都会为你以笑容相对 舞い落ちてきた雪の华が 飘舞着落下来的雪瓣 窓の外 ずっと...... 在窗户的外面 一直...... 降りやむことを知らずに 不知疲倦的飘落着 仆らの街を染める 染盖着我们的城市 谁かのために何かを 一个人在想着 したいと思えるのが 为了某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 爱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た 那是尝到了爱的意义 もし 君を失ったとしたなら 如果 有一天失去了你 星になって君を照らすだろう 也要变成星星守护在你的身边 笑颜も涙に濡れてる夜も 就算在这笑容被泪水淋湿的夜里也要 いつもいつでもそばにいるよ 永远永远的在你身边 今年 最初の雪の华を 今年 第一场雪的花瓣 二人寄り添って 弥漫在两个人的身旁 眺めているこの时に 仰望着这风景的此时 幸せがあふれだす 幸福从被添满了的心中溢出 甘えとか弱さじゃない 对爱既不是太敏感 更不是太脆弱 ただ 君と ずっと...... 只是 和你一起 一直...... このまま一绪にいたい 就这样 在一起 素直にそう思える 真的这样想的 この街に降り积もってく 这覆盖着整个城市的 真っ白な雪の华 纯白色的雪瓣 二人の胸にそっと想い出を描くよ 愿它在两个人心中刻出永远的记忆 これからも君と ずっと...... 从今以后也和你一起 一直...... 16 december Superstar-by Carpenter 超级巨星Long ago and oh so far away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before the second show Your guitar,it sounds so sweet and clear But you're not really here It's just the radio Don't you remember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baby You said you're be coming back this way again baby Baby,baby,baby,baby,oh,baby I love you I really do Loneliness is a such a sad affair And I can hardly wait to be with you again What to say to make you come again Come back to me again And play your sad gutiar Don't you remember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baby You said you'd be coming back this way again baby Baby,baby,baby,baby,oh,baby I love you I really do Don't you remember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baby You said you'd be coming back this way again baby Baby,baby,baby,baby,oh.baby I love I really do Enjoy from： http://www.haoting.com/htmusic/48983ht.htm This masquerade-by Carpenter 化装舞会（卡朋特）Are we really happy ?
我们真的开心吗？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在玩这寂寞的游戏时。
Looking 4 the right words 2 say. 想找些适当的话来说(没话找话)。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却找不到话头。
Understanding anyway. 茫然不知所措。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 我们都迷失在这化装舞会上！
Both afraid 2 say. 我们都害怕说出来。
We're just too far away. 我们实在相隔太遥远。
From being close together from the start. 就象星星间的距离。
We try 2 talk it over. 我们试着(理清思路)打开局面。
But the words got in the way. 却无话可说。
We're lost inside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我们都在这寂寞游戏中迷失了自己。
Thoughts of leaving disappear. 只想着赶快离开。
Each time I see Ur eyes. 每次我看着你的眼睛。
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无论多困难我都想努力尝试。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试着了解玩这游戏的理由。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以这种方式玩下去？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 我们都迷失在这化装舞会上！
We try 2 talk it over. 我们试着(理清思路)打开局面。
But the words got in the way. 却无话可说。
We're lost inside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我们都在这寂寞游戏中迷失了自己。
Thoughts of leaving disappear. 只想着赶快离开。
Each time I see Ur eyes. 每次我看着你的眼睛。
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无论多困难我都想努力尝试。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试着了解玩这游戏的理由。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以这种方式玩下去？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 我们都迷失在这化装舞会上！
We're lost in a masquerade ! 我们迷失在一个化装舞会上！
And we're lost in a masquerade ! 我们迷失在一个化装舞会上！
Enjoy from: http://www.haoting.com/htmusic/48988ht.htm 05 december For Beloved: You Raise Me Up - By Westlife西城男孩When I am down 当我失意低落之时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我的精神，是那么疲倦不堪 When troubles come 当烦恼困难袭来之际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我的内心，是那么负担沉重 Then, I am still 然而，我默默的伫立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静静的等待 Until you come 直到你的来临 and sit awhile with me. 片刻地和我在一起 You raise me up, 你激励了我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故我能立足于群山之巅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 to walk on stormy seas; 故我能行进于暴风雨的洋面 I am strong, 在你坚实的臂膀上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我变得坚韧强壮 You raise me up: 你的鼓励 To more than I can be. 使我超越了自我 There is no life - 世上没有——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没有失去热望的生命 Each restless heart 每颗悸动的心 beats so imperfectly; 也都跳动得不那么完美 But when you come 但是你的到来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让我心中充满了奇迹 Sometimes, I think 甚至有时我认为 因为有你 I glimpse eternity. 我瞥见了永恒 You raise me up, 你激励了我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故我能立足于群山之巅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 to walk on stormy seas; 故我能行进于暴风雨的洋面 I am strong, 在你坚实的臂膀上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我变得坚韧强壮 You raise me up: 你的鼓励 To more than I can be. 使我超越了自我
Enjoy from: http://www.haoting.com/htmusic/109769ht.htm Against All odds - 不计成败 By Phil CollinsHow can I just let you walk away, just let you leave without a trace
When I stand here taking every breath with you, ooh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How can you just walk away from me, When all I can do is watch you leave Cos we’ve shared the laughter and the pain and even shared the tears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So take a look at me now, oh there’s just an empty space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here to remind me, Just the memory of your face Ooh take a look at me now, well there’s just an empty space And you coming back to me is against all odds and that’s what I’ve got to face I wish I could just make you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and see me cry There’s so much I need to say to you, So many reasons why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So take a look at me now, well there’s just an empty space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here to remind me, just the memory of your face Now take a look at me now, cos there’s just an empty space But to wait for you, is all I can do and that’s what I’ve got to face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cos I’ll still be standing here And you coming back to me is against all odds It’s the chance I’ve gotta take Take a look at me now
To enjoy from here: http://www.haoting.com/htmusic/79384ht.htm 04 december 陈志武--为什么私人产权可减少环境污染？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最近讲，从飞机上拍下北京、杭州等很多中国城市的照片看，近50年对物景的破坏远甚于过去5000年的破坏。他的结论非常引人深思，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种史无前例的破坏之所以发生，当然有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必然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财产与土地产权都是公有的。相比之下，过去5000年里，土地和其它财产基本都是私人的，由个人或宗族直接所有。 这实际上把我们又带回到最近的产权改革讨论中，产权“应该尽量地国有”还是“应该尽量地私有”？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选择，其答案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效益以及人们自尊自信的程度，会决定社会是“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而且还会决定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程度的高低。环境保护当然是“以民为本”社会的非常重要方面。产权的国有还是私人所有，其差别和意义远远不只在企业效益上。 如果能让个人或者说民间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空间达到最大，那么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的程度会被控制到尽可能的低。我这里先要强调，我不是说“在土地私有和财产私有之下，污染和环境破坏就没有了”，只要继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应该继续这两个方向），环境破坏不可避免，谁也没有灵丹妙药，但破坏程度会因财产的公有还是私有而有较大的差别。
公有产权下环境破坏无约束
这个道理实际很简单。每次回国，我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私人家里的装修都非常精致漂亮，保持得很干净，爱惜得非常好；但是一走出私家进入过道、进入公共空间，那么不管那小区有多高档、多豪华，其过道和其它公共空间往往都没有灯光、没有装饰，过道墙上与地上通常是脏乎乎的。你难以相信这些公共场所与干净漂亮的私家屋的反差会如此之大，更难以相信它们属于同一栋楼。——正因为这一点，去年我的一个美国学生要去北京工作，本来打算买房子住，但他觉得无法忍受那些走廊的脏乱，结果选择在东方广场租房。 我说这个现象，并不是想评价其背后的道德水平如何，而是从产权的眼光看，当这个空间、这个产权属于你自己的时候，你会非常爱惜和保护它，把这份财产保养得尽量最好、装饰得最美，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相反地，越是公共的空间或财产，就越是没人去“自愿”爱惜，去管理保养。 既然人的本性如此，那么我们可从中得出一个更一般的结论：每个社会应该让财产、土地的私人所有程度达到最高，尽量让每块土地、每份财产都有明确的个人所有者，亦即有明确的爱惜它的人。相反地，如果让几乎所有的财产与土地都公有，那等于是让所有财产都像那些公共过道一样，任人糟踏但却没人心痛，环境再怎么被破坏也不会是任何个人的事。 过去50年，中国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的装饰设计也越来越乱。虽然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发挥的作用空间还很大，并且是不可少的，但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和城区公共环境问题的一个非常自然而且直接的办法是：让土地和其它财产的私人所有程度尽量最大。这样可调动个人爱惜自己财产的自然本能，以此来发挥民间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只靠政府。其实，只要土地、财产都是国有，一方面个人爱惜财产的本能被闲置，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忙得再辛苦，也可能只能达到有限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很容易理解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的结论，当财产与土地是公有，这些财产就如同住宅小区里的公共空间，不会有人去爱惜它们。在过去5000年里，我们祖祖辈辈之所以能留给我们相对优美的环境，让人与自然达到某种和谐，正是由于土地和其它财产原来是私人的，不是大集体的，所以每块土地过去总有私人去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去爱惜它。 比如，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村，到搞集体化之前，村庄周围本来都有山有水，山上的森林是过去很多年留下来的，非常茂密。一直到60年代初，破坏得还不是很严重，我小时候基本能看到家乡过去的本来面目，那时全村由几栋青砖青瓦几进式的大院所组成，加上周围绿油油的山山水水，我的家乡确实是一个人与自然非常和谐的典型江南村庄。但是，就如同大家所知道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那样，集体化使一切归为公有，结果是那些公有的森林和土地没有人去爱惜了，任人破坏也没有人敢表示心痛。 文革初期我开始上小学，一直到高二，我们响应号召每天去“改山造林”，先把好好的自然森林砍掉，然后挖上许多长、宽、高各一米的大洞，植上新树。几年后，原来的自然森林没有了，新种的树也死光，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山头。我们可以说那是十年浩劫政治运动造成的，但如果那些土地、森林那时是私人所有的，至少会有人心痛到去阻止这种破坏，而不是没有人在乎，也没人敢。 有意思的是，现在再去看看我的老家，随着1978年改革的开始，以使用权分地到户以后，人本能的“自己的东西会最珍惜”的态度又重新发挥作用，人们又越来越保护森林与其它财产。这使森林等环境又慢慢在恢复，但是房屋建筑的破坏是没有办法挽回了。当然，土地现在还不是私有，所以人们对土地的爱惜程度还是有保留。未来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让人难以把目前有“使用权”的土地100%看成自己的，因此短期行为还是理性的。 从世界其他国家看，越是国有成份所占比例高的国家，那些国家对环境破坏的程度似乎就越高，像当年的苏联、东欧、还有拉美一些国家就如此。为了减慢对环境的破坏、降低污染程度，最直接的办法之一就是把更多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产权尽量明晰到具体个人，这样的话就可更多利用人的本性，人都最爱惜自己的东西。如果这种本能被在更大范围内利用起来，保护好生态环境和生活工作环境就会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私有产权带来相互制约
当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污染和破坏也曾经非常严重。因此，私有产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很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单一的东西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是现实。我要强调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破坏的程度和范围却可以高、也可低。像计划经济时期我老家没有被工业化，但其环境却遭到空前的破坏。通过土地与财产的私有，人们会有激励不去随意遭踏环境，私人产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把破坏尽量降到最低的制约机制。这是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的方式。 比如，现在很多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肆意征收作为开发区、或是建房子，这些可能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本身是好事。但是，因为土地是国有的（或集体所有），如果投资方和开发商能沟通一些关系的话，他们往往可以较低的价格把土地的使用权买下来。原因很简单，这些土地是公有的，不属于签字出售土地的官员，他们得到的好处仅是创造了政绩。这些官员为什么要珍惜这些土地？他们为什么要争取最高的价格？这跟私人卖自己的地是两码事。 正因为这些开发商们用很低价就可以得到这些土地，他们买过来后，这些土地是不是以最有效益的方式被使用、长久价值与生态影响怎样、等等这些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根据市场规则，如果卖的一方很珍惜这块土地（因为卖的是自己的地），卖方可能要的价钱非常高，而买的一方因为付出了很高成本就会更珍惜这块土地的使用，以产生最高的长久收益，而不仅仅是短期利益。这就间接约束了买卖双方，使他们都更珍惜土地。 也就是说，如果是私有产权的话，人们会因为成本、环境等一系列的原因而有所顾及。在公有化的条件下，因为没有人会珍惜，而官员又只看重短期政绩，这样，连私有产权所特有的成本约束因素都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如果每块地方、每个空间的产权都非常具体化到个人、所属非常明晰清楚，那么如果张三在这块土地上污染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旁边其他人拥有的土地或者资源，破坏了他们产权的价值。那他们就可以起诉张三，正因为相邻的土地和资源的价值是互相影响的，他们有自然的激励去阻止张三李四们去随意糟蹋。 一个人对土地和资源的破坏会给其他人带来损失而最终给自己带来官司和损失，这种间接约束在公有产权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邻家土地也是公有的，他们也没太多激励去保护，所以大家都不会太认真。况且，土地都是国家的，你连诉讼的资格都不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既使苏州的小河一个个污染得臭气熏天，但也没有谁去诉谁、去追究责任。 当然，有人可能认为，这样的逻辑是说得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民营企业钻政府的空子，尽量让地方政府给他们最大的环境污染空间。——可是，这恰恰说明有些企业可以通过贿赂获得非常大的“污染权”，这证明让太多的资源由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无关痛痒的官权来控制，其后果只会很糟糕。如果由那些不在乎这些财产的行政官员控制，你只要对他贿赂一点，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因为那不是他的。如果土地产权归个人，你即使对他贿赂一点也不会轻易得到手。 我们回顾国有经济的过去，并不是要去追究选择公有制的历史责任，而是要承认并总结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教训，以便再接再厉。 21 november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Kyoto, Japan Konichiwa. Mr. Chairm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introduction, and thank you for this invitation. Laura and I are pleased to be back in Japan, and we appreciate the warm welcome that we received here in Kyoto. We were so honored to stay at the Kyoto State Guest House. It's a fantastic facility. I know the folks of this community have great pride in the guest house, and you should. Kyoto served as the capital of Japan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 and it is still the cultural heart of this great nation. It's a proud city where ancient teahouses and temples keep this country's traditions alive -- and scientists from its universities win Nobel Prizes. Kyoto is a symbol of Japan's transformation into a nation that values its freedom and respects its traditions.
I have experienced this transformation of your country in a highly personal way. During World War II, my father and a Japanese official named Junya Koizumi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a terrible war. Today, their sons serve as elected leaders of their respected nations. Prime Minister Koizumi is one of my best friend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have met many times during my presidency. I know the Prime Minister well. I trust his judgment. I admire his leadership. And America is proud to have him as an ally in the cause of peace and freed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countries is much bigger tha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a President and a prime minister. It is an equal partnership based on common values, common interests, and a common commitment to freedom. Freedom has made our two democracies close allies. Freedom is the basis of our growing ties to other nations in the region. And in the 21st century, freedom is the destiny of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from New Zealan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Freedom is the bedrock of our friendship with Japan. At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 this side of the Pacific had only two democracie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some did not believe that democracy would work in your country. Fortunately, American leaders like President Harry Truman did not listen to the skeptics --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proved the skeptics wrong by embracing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As you embraced democracy, you adapted it to your own needs and your own circumstances. So Japanese democracy is different from American democracy. You have a prime minister -- not a president. Your constitution allows for a monarchy that is a source of national pride. Japan is a good example of how a free society can reflect a country's unique culture and history -- while guaranteeing the universal freedoms that are the foundation of all genuine democracies. By founding the new Japan on these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you have changed the face of Asia. With every step toward freedom, your economy flourished and became a model for others. With every step toward freedom, you showed that democracy helps governments become more accountable to their citizens. And with every step toward freedom, you became a force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a valued member of the world community, and a trusted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A free Japan has transformed the lives of its citizens. The spread of freedom in Asia started in Japan more than a half century ago -- and today the Japanese people are among the freest in the world. You have a proud democracy. You enjoy a standard of living that is one of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By embrac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ty, you have improved the lives of all your citizens -- and you have shown others that freedom is the surest path to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A free Japan has helped transform the lives of others in the region. The investment you have provided your neighbors helped jump-start many of Asia's economies. The aid that you send helps buil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 and delivers relief to victims of earthquakes, and typhoons, and tsunamis. And the alliance that you have m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pillar of stability and security for a region -- and a source of confidence in Asia's future. A free Japan is helping to transform the world.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d more aid overseas than any other two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day in Afghanistan, Japanese aid is building a highway that President Karzai says is essential for the economic recovery of this newly democratic nation. In Iraq, Japan has pledged nearly $5 billion for reconstruction -- and you have sent your self defense forces to serve the cause of freedom in Iraq's al-Muthanna province. At the start of this young century, Japan is using its freedom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around the world -- and the world is a better place because of Japanese leadership. Japan has also shown that once people get a taste for freedom, they want more -- because the desire for freedom is written in the hearts of every man and woman on this earth. With each new generation that grows up in freedom, the expectations of citizens rise -- and the demand for accountability grows. Here in Japan, Prime Minister Koizumi has shown leadership by pushing crucial reforms to open your economy and make Japan's institutions more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its people. The Prime Minister knows that nations grow in wealth and stature when they trust in the wisdom and talents of their people -- and that lesson is now spreading across this great region. Freedom is the bedrock of America's friendship with Japan -- and it is the bedrock of our engagement with Asia. As a Pacific nation, America is drawn by trade and values and history to be a part of the future of this region. The extraordinary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cific Rim has opened new possibilities for progress; it has raised new challenges that affect us all.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working for free and fair trade, protecting our people from new threats like pandemic flu, and ensuring that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the supplies of energy they need to continue to grow. We have also learned that as freedom spreads throughout Asia and the world, it has deadly enemies -- terrorists who despise freedom's progress and who want to stop it by killing innocent men, women, and children -- and intimidating their governments. I have come to Asia to discuss these common challenges -- at the bilateral level during visits with leaders like Prime Minister Koizumi, and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rough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ummit. These issues are all vital -- and by addressing them now, we will build a freer and better future for all our citizens. Our best opportunity to spread the freedom that comes from economic prosperity is through free and fair trade. The Doha Round of negotiation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ives us a chance to open up market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and farm products all across the globe. Under Doha, every nation will gain --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stands to gain the most. The World Bank projects that the elimination of trade barriers could lif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a successful Doha Round is the reluctance in many parts of the developed world to dismantle the tariffs, and barriers, and trade-distorting subsidies that isolate the world's poor from the great opportunities of this century. My administration has offered a bold proposal for Doha that would substantially reduce agricultural tariffs and trade-distorting subsidies in a first stage, and over a period of fifteen years, eliminate them altogether. Pacific Rim leaders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harmful effects of high tariffs and farm subsidies need to come together to move the Doha Round forward on agriculture -- as well as on services and manufactured goods. And this year's Summit in Korea gives APEC a chance to take a leadership role before next month's WTO meeting in Hong Kong. APEC is the premier foru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or addressing economic growth, cooperation, trade, and investment. Its 21 member economies account for nearly half of all world trade. By using its influence to push for an ambitious result in the Doha Round, APEC can help create a world trading system that is freer and fairer -- and helps spread prosperity and opportunity throughou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 we come together to advance prosperity, we must also come together to ensur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our citizens. As economies open up, they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 but this openness also exposes us to new risks.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commerce, new diseases can spread quickly. We saw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ransparency three years ago, when a previously unknown virus called SARS appeared in rural China. When an infected doctor carried the virus out of China, it spread to Vietnam and to Singapore and to Canada within a month. Before long, the SARS virus had spread to nearly every continent -- and killed hundreds of people. By one estimate, the SARS outbreak cost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about $40 billion. The lesson of this experience is clear: We all have a common interest in working together to stop outbreaks of deadly new viruses -- so we can save the lives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We now face a new and potentially more deadly threat from avian flu, which has infected bird populations across Asia and elsewhere. I am glad to see t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region are already taking steps to prevent avian flu from becoming a pandemic.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coordinating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is threat -- and the way forward is through greater openness,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greater cooperation. At the forthcoming summit, I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ways to help this region prepare for, and respond to, the threat of a pandemic. Every nation in the world has an interest in helping to detect and contain any outbreak before it can spread. At home, my country is taking important steps so that we are prepared in the event of an outbreak. And as the nations of Asia work to prevent a pandemic and protect their people from the scourge of avian flu, America will stand by their side. As we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o public health, we must also confront the challenge of energy security in a tight global market where demand is growing. Asian nations understand that the best way to create opportunity and alleviate poverty is through economic growth. As their economies grow, they are using more energy.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that will help these countries meet their energy needs -- while easing demand on global markets, reducing pollution, and addressing the long-term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These initiatives range from cleaner use of coal, to ethanol and biodiesel, to emission-free hydrogen vehicles, to solar and wind power, to clean-burning methane from mines, landfills, and farms. This summer, we took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these goals by forming the Asian-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Australia, and China, and India,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 will focus on practical ways to make the best practices and latest energy technologies available to all. And as nations across this region adapt these practices and technologies, they will make their factories and power plants cleaner and more efficient. I plan to use my visit to the region to build on the progress we are making. By working together, we will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reduce emissions -- and help build a better and cleaner world. As we work together to meet these common challenges, we must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ties of trust between our nations. And the best way to strengthen the ties of trust between nations is by advancing freedom within nations. Free nations are peaceful nations, free nations do not threaten their neighbors, and free nations offer their citizens a hopeful vision for the future. By advancing the cause of liberty throughout this region, w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prosperity of all -- and deliver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that can only come with freedom. And so the advance of freedom in Asia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stories in human history -- and in the young century now before us we will add to that story. Millions in this region now live in thriving democracies, others have just started down the road of liberty, and the few nations whose leaders have refused to take even the first steps to freedom are finding themselves out of step with their neighbors and isolated from the world. Even in these lonely places, the desire for freedom lives -- and one day freedom will reach their shores as well. Some Asian nations have already built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nd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examples is the Republic of Korea -- our host for the APEC Summit. Like many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e South Koreans were for years led by governments that closed their door to political reform but gradually opened up to the global economy. By embracing freedom in the economic realm, South Korea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an industrial power at home -- and a trading power abroad. As South Korea began opening itself up to world markets, it found that economic freedom fed the just demands of its citizens for greater political freedom. The economic wealth that South Korea created at home helped nurture a thriving middle class that eventually demanded free elections and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that would be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We admire the struggle the South Korean people made to achieve their democratic freedom -- and the modern nation they have built with that freedom. South Korea is now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economies and one of Asia's most successful democracies. It is also showing leadership in the world, by helping others who are claiming their own freedom. At this hour Korean forces make up the third largest contingent in the multi-national force in Iraq -- and by helping the Iraqis build a free society in the heart of the Middle East, South Korea is contributing to a more peaceful and hopeful world. Taiwan is another society that has moved from repression to democracy as it liberalized its economy. Like South Korea, the people of Taiwan for years lived under a restrictive political state that gradually opened up its economy. And like South Korea, the opening to world markets transformed the island into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s. And like South Korea,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Taiwan helped fuel its desire for individual political freedom -- because men and women who are allowed to control their own wealth will eventually insist on controlling their own lives and their own future. Like South Korea, modern Taiwan is free and democratic and prosperous. By embracing freedom at all levels, Taiwan has delivered prosperity to its people and created a free and democratic Chinese society. Our one China policy remains unchanged. It is based on three communiqu 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our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unilateral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by either side --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stress the need for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that leads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ir differences. Other Asian societies have taken some steps toward freedom -- but they have not yet completed the journey. When my father served as the head of our nation's diplomatic mission in Beijing thirty years ago, an isolated China was recovering from the turmoil unleash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late 1970s, China's leaders took a hard look at their country, and they resolved to change. They opened the door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d today the Chinese people are better fed, better housed, and enjoy better opportunities than they ever have had in their history. As China reforms its economy, its leaders are finding that once the door to freedom is opened even a crack, it can not be closed. As the people of China grow in prosperity, their demands for political freedom will grow as well. President Hu has explained to me his vis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he wants his people to be more prosperous. I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want more freedom to express themselves, to worship without state control, to print Bibles and other sacred texts without fear of punishment. The efforts of Chinese people to -- China's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society should be welcomed as part of China's development. By meeting the legitimate demands of its citizens for freedom and openness, China's leaders can help their country grow into a modern, prosperous, and confident nation. Access to American market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d China needs to provid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American businesses seeking access to China's market.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e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ecause a China that abides by the same global rules as everyone else will contribute to a free and fair world trading system. When I met President Hu in New York recently, he said that China would bring more balance in our trade and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 welcomed those commitments, just as I welcomed China's announcement in July that it would implement a flexible, market-based exchange system for its currency. These statements are a good beginning -- but China needs to take action to ensure these goals are fully implemented. The textile agreement our two nations reached last week shows that with hard work and determination, we can come together to resolve difficult trading issues. The agreement adds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for businesses in both America and China. I look forward to frank discussions with President Hu at APEC and in Beijing about our need to find solutions to our trade differences with China. China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world. We welcome the important role China has assumed as host of the six-party talks aimed at bringing peace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look forward to resolving our trade differences in a spirit of mutual respect and adherence to global rules and standards. And we encourage China to continue down the road of reform and openness -- because the freer China is at home, the greater the welcome it will receive abroad. Unlike China, some Asian nations still have not taken even the first steps toward freedom. These regimes understand that economic liberty and political liberty go hand in hand, and they refuse to open up at all. The ruling parties in these countries have managed to hold onto power. The price of their refusal to open up is isolation, backwardness, and brutality. By closing the door to freedom, they create misery at home and sow instability abroad. These nations represent Asia's past, not its future. We see that lack of freedom in Burma -- a nation that should be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nd successful in Asia but is instead one of the region's poorest. Fifteen years ago, the Burmese people cast their ballots -- and they chose democracy. The government responded by jailing the leader of the pro-democracy majority. The result is that a country rich in human tal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is a place where millions struggle simply to stay alive. The abuses by the Burmese military are widespread, and include rape, and torture, and execution, and forced relocation. Forced labor,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nd use of child soldiers, and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are all too common. The people of Burma live in the darkness of tyranny -- but the light of freedom shines in their hearts. They want their liberty -- and one day, they will have it.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fate of freedom in Northeast Asia, where great powers have collided in the past.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still caught in the past. An armistice -- a truce -- freezes the battle lines from a war that has never really come to an e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threatens to destabilize the region. Satellite maps of North Korea show prison camps the size of whole cities, and a country that at night is clothed almost in complete darkness. In this new century, China, Japan, and Russia have joi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to find a way to help bring peace and freedom to this troubled peninsula. The six-party talks have produced commitments to rid the Korean Peninsula of nuclear weapons. These commitments must be implemented. That means a comprehensive diplomatic effort from all countries involved -- backed by firm resolve. We will not forget the people of North Korea.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freedom's century for all Koreans -- and one day every citizen of that peninsula will live in dignity and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t home, and in peace with their neighbors abroad. In our lifetimes, we have already been given a glimpse of this bright future. The advance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cross the Asian continent has set a hopeful example for all in the world. And though the democracies that have taken root in Asia are new, the dreams they express are ancient.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Thomas Jefferson or Abraham Lincoln, a Chinese poet wrot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be cherished the people are the root of a country the root firm, the country is tranquil." Today the people of Asia have made their desire for freedom clear -- and that their countries will only be tranquil when they are led by governments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 In the 21st century, freedom is an Asian value -- because it is a universal value. It is freedom that enables the citizens of Asia to live lives of dignity. It is freedom that has unleashed the creative talents of the Asian people. It is freedom that gives the citizens of this continent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of peace for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nd in the work that lies ahead,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can know: You have a partner i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 and a friend in the American people. On behalf of my country,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20 november 陈志武：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前期中, 我们谈到“武打”作为一种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意义，特别是当正式司法不可靠时它对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经济交易的发生和市场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以粗鲁暴力建立的“丛林规则”与相应秩序往往是一种低效的“多极”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为了让经济实现最大可能的深化，就需要某种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单极”秩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话题。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 一时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今天，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在这期与下期的专栏中，我们不妨试着回答这几个问题。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兴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大家也都没办法，那些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很难”。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涵盖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中心命题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中国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在经济上不可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在加拿大, 这一过程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参见《新财富》2002年11月号本栏文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均GDP与勤劳成反比 附图中，我们把25国的人均GDP与其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放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数据基本证实了前面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所讲到的道理：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附图说明，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 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陈志武：神六上天的作用不如百度上市大创造最需要自由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怎样评价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国内上的，1986年到了美国。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视角：四大发明已经是宋朝以前的事了，要衡量这1000多年来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大小和中国的科技地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判断，想一想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期间，你所用、所看、所接触的事物，是由谁发明创造出来的？事实上，汽车、火车、电话、电脑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都是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别人发明的。 《南》：15世纪以前，中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科技强国，但此后，这种优势地位转移到西方。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何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而非中国、印度和其他文明？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的科技贡献这么少，其中有哪些制约因素？ 陈：这也是我和许多人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要研究中国的贡献为什么这么少，不如去看看西方的成就为什么这么大。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但在16世纪，就有了伽利略这样出色的科学家，在更早的15世纪，西方航海家已经开始环游世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地位发生了逆转。这一切为何开始于15世纪，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否有学术自由、人们的思想是否受到约束、个人才能的发挥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对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发端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把西方从专制独裁、王权、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们有了创造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化的复兴，也是思想的解放，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间。文艺复兴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人的原始能力，关键是制度上对自由的保障和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第二，西方的产权制度，让创造发明的个人和企业得到了好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宪政制度限制了王权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同一时期在西方其它国家建立的司法独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都为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对产权保护制度的进一步要求提供了关键性基础，之后美国、英国等在私人财产、专利、知识产权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有了私有企业和知识产权的可靠保护，人们显然更愿意做最大的投入从事科技创新，这种基于私有产权的激励力量是无可比拟的。如果没有这个激励，科技发明是逼不出来的。 第三，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快速财富兑现机器，会激发更多人投身于科学研究。英国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但后来被美国赶超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的激励环境不如美国好。英国的股票市场，交易的主要是债券，而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掀起了铁路、电话、汽车、电脑等领域股票交易的高峰，以往要几十上百年才能兑现的财富，通过股票市场几年就实现了。财富兑现周期的加快和提前，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追随者。 这几年，很多中国的IT、互联网、手机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就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机会，把许多年轻人的创造力在短期内变成了财富。今年8月，百度在Nasdaq上市的当天，股票价格达到120美元，李彦宏一夜之间成了拥有9亿美元的富翁。不仅如此，百度员工中身家达到1亿美元的有7个，1000万美元的有100多个，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三四年前才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媒体对这些事情的广泛报道，会激发很多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让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通过创新自己也可以是下一个李彦宏，创建下一个百度。美国的盖茨28岁时就成为几十亿美元的富翁，还有戴尔等等，因为股市创就的李彦宏、盖茨这类故事在过去150年的美国社会已经有千万个，你能想象其示范效果对美国创新文化的意义吗？股市对实现财富速度的加快，其能力真是令人激动！ 事实上，由于中国IT行业通过到美国上市创造了一个个财富故事，这已经使该行业的创新活力为中国各行业之首。金融全球化的效果之一是把美国的创新、创业文化带入了中国。 《南》：对照国内的情况，在您看来，中国目前的科技体制存在着哪些问题？ 陈：中国自然科学奖曾经连续4届一等奖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也曾经连续6年空缺。这说明国内的科学研究缺少原始创新，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这中间的问题很多，归纳下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科技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政府对科技的管理体制基本是用各种计划，从最上游的基础研究如973计划到863高技术发展计划，到下游的“星火计划”，政府对科技活动的操纵能力空前提高，但管理手段非常传统，计划色彩相当浓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立项—申请—研究—报奖—评奖”这样一个过程。 科技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决定了人才的评价、选拔、流动都被一些行政人员把持，科研机构普通的行政人员，应该是给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的，却常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各机构内部的财务人员，本来只是执行专业领导决策的，却审批甚至决定专业部门的一些具体项目经费。财务人员对科技经费的影响，就变成了对科技方向的影响。 世界上没有任何重大发明是由行政官员计划出来的，计划和创新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事，能够计划出来的肯定就没有创新。 其次就是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的性质。目前还主要依赖国有单位、国有企业做科研创新，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会有出路。一方面，国有单位缺乏足够的激励。另一方面，即使国有单位创造了新技术，它们也不会像百度、新浪那样去打开创新后的市场。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欠缺。一个人辛辛苦苦做出来一项发明创造，很轻易地就被人仿冒、伪造，这种行为还往往得不到惩罚，结果必然挫伤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仍然不可靠。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没有成为政府和全社会的共识，拥有财富的人对未来的预期不明确，往往没有长远的打算和进行长期投入的愿望。 资本市场不发达。国内股票市场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国有企业解困的，所以在深交所、上交所上市的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民营公司上市批准的程序非常麻烦，得到批准的可能性也很小。这种股票市场对创新文化的激励几乎没有。 学校教育以应试为主，不鼓励甚至压抑学生的创造精神。虽然国内的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频频获奖，但那是在预做了大量高难度习题后的结果，创新思维没有得到任何提高，根本无法形成创新精神。
官僚体制之弊 《南》：现在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增加投入就能提高科技水平。 陈：这是一种典型的旧式思维方式。从洋务运动到大跃进再到“文革”，中国人奉行的就是这套逻辑。最后做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以前认为，要发展科技创新，一是要有科技人才，二是要有研究资金。我们现在有了千千万万个一流的科技人才，通过国家的投入也有了大量的资金，但却还没有突破性的科技创新，这到底怎么回事？如果继续沿用这种思维，继续依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来发展科技，充其量只会提高军事、国防等领域的科技水平，民用科技不可能有大突破。历史上，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前苏联都采用这样的科技体制，其共同特点就是拼命发展军事技术，忽视民用。在德国，片面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前苏联的航天技术、核技术都曾领先于世界，但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多少造福人类的技术是苏联的科技发展带来的。 而英美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很少，没有什么科技部、工业部。个人搞研究，就要自己去找钱，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创新能带来收益，而只有成千上万人欢迎的技术，才会带来收益。这无形中导致了钱主要投向那些改善人民生活的科技上。 而官僚化的科技体制，注意力往往放在官僚们所能理解、想象，能立即带来效果的方面，而不是科学发展的真正需要和方向。1980年代初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学校正在研发“银河”计算机，对其成效的衡量标准完全是指标性的：一秒钟能计算1亿次。没有人计算它的成本和后果，也没有人有动力去开发应用软件，发挥“银河”计算机的潜能。这种科技发展，除了会在未来给计算机博物馆多一样展品外，没有多少进步可言。可是，“银河”计算机还在一代接一代地研制，国家还在大量投入，究竟为了什么？ 中国不能再犯前苏联的错误，国家对科技发展大包大揽的必然结果，就是个人的创造力被压抑和抹杀。只有在私人无力解决的基础研究领域，才需要国家出手。在科技发展上，国家的作用就是搭建鼓励创新的机制和平台。为什么许多人出国后发展得比较好，不是因为他变聪明了，而是因为那里的平台比较好。 《南》：国内目前的科技体制确实是由国家主导的，最集中的体现是由国家来分配科研经费。 陈：这种做法副作用很大。我自己经过观察后发现，北京的大学、研究所得到的经费比外地的同行们多很多。广州有些大学在某些领域的科研水平要比北京高很多，但他们得到的经费很少。就是到了上海，在复旦大学这样的名校里，学术氛围和老师们的自信程度都会低很多。掌握经费资源的人大多在北京，这给北京的学术机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国家集中分配科研经费还会产生分配不公和腐败。据我所知，湖南、广东等地的学术机构在暑期会给科研人员放专门的假，让他们对掌管经费分配大权的学术委员会进行“运作”。30万的经费，“运作”就要花5~10万。而且，经费发放后的使用也缺乏监管，往往变成了科研人员的个人收入。 我曾经问一个同行，你拉到经费后又不能给自己发工资，只能报销，你难道需要花那么多钱吗？他说，很简单，买假发票就是了。买假发票在国外是一种经济犯罪，要被起诉的，但在国内却没事。北京地铁口，到处都是卖假发票、真发票的人，这是中国才有的奇观。我现在经常在国内，于是经常有人往我的邮箱发信息，卖假发票给我。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垄断科研经费的分配，情况会这样吗？ 《南》：您怎样看待“神舟6号”飞船的发射成功？ 陈：我个人认为，“神舟6号”的成功，仍然是在一种类似前苏联、德国的科技体制下获得的成果，成本是很高的。“神舟6号”确实说明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科技进步，但它能给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呢？人们应该多想想这个问题。在对科技进步的激发作用上，我认为“神舟6号”的作用还不如百度上市来得大。 《南》：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登月的“阿波罗”计划，都是在政府主持下进行的，最后在国内都掀起了科技革命。 陈：“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确实是美国政府主导的，但它们的大部分实际工作是由私人企业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很容易就市场化，转化为民用了。 所以，美国人才能从登月计划中获得3000多项专利，并依靠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为美国经济增加2万亿美元的收益。
科技进步的文化基因 《南》：您刚才谈到，应试教育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压制他们的创造力，但一个现实问题是，那么多的学生，大家都想上名校，竞争的压力始终存在，于是片面追求成绩就成为理性的选择。 陈：确实如此，家长逼着孩子考北大、清华，走独木桥，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国家不能把所有的教育资源都放在公立学校，要鼓励私立学校的存在和发展，给中学毕业生提供另外的出路。 公立学校的课程往往几十年一贯制，缺乏改变的动力，私立学校因为有赢利压力，课程设置会灵活很多，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现在社会上很多机构不承认私立学校的文凭，美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企业在招聘时，学位、学校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是能力。这是因为美国企业大多是私人的，选人时会不拘一格。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应试为主、强调文凭的教育制度会慢慢得到改变。 《南》：现在不光是学生，高校老师的压力也很大，他们被要求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否则就可能饭碗不保。在耶鲁大学，学校是如何评价和考核教师的？ 陈：在美国大学，如果做到终身教授，学术论文的数量要求就很松了。在耶鲁大学，多数人从事学术研究是因为喜爱它，陶醉于其中。这些人到企业收入会增加很多，但他们宁愿留在大学里。 终身教授的评选，数量不是硬指标，主要看质量，你有两三篇有影响的论文就可以了。对论文的评价也是在学术圈子里做的，要看同行对它的评价。教授们都很在乎自己的名声，如果你在评选过程中行贿或拉关系，会适得其反。 《南》：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文、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现象，两院院士也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陈：过去，人们认为自然科学发展了，科技水平就上去了，没有人重视社会科学。事实上，简单的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不能带来社会进步。有科学知识和掌握了它们的人，这只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如果没有社会科学对激励和保障机制的研究，科技的发展是很困难的。政治上的不可靠，可能在一夜之间毁掉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科技成果，或者是把科技用在对社会不利的事情上。 《南》：近几年，国内媒体经常提到印度在科技方面的进步，印度的科技体制和中国有何不同？ 陈：印度在1990年代前是管制经济，和中国的不同主要在于民营经济的成分比较高。大家提到印度的科技进步，主要是指它的IT外包能力很强。这一方面是因为印度人英语比较好，业务发展的空间比较大。另一方面，印度也利用了美国股票市场这个财富提前兑现机制。另外，其司法独立，这对保护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很重要。除此之外，两国的科技体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南》：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如官本位、大一统等阻碍了科技进步，您如何看待文化因素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 陈：为什么会有官本位、大一统，是因为国家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一方面许多事都需要行政审批，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国有经商与民争利。逼着大家都去当官，让不懂科技的人去管理经费的分配。我倒觉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的垄断地位一旦改变，文化也会改变，向往做官的倾向性会随之改变。一种文化只要能容忍思想自由和创新，就能将科技进步的潜力带动出来。 陈志武：中国经济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 尽管官员腐败与社会诚信在中国越来越成问题﹐为社会各界所深恶痛绝﹐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很多报道在中国往往还要受到限制。主管媒体工作的宣传部门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或者通过电话口头“打招呼”﹐要求媒体不准报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新闻审查的加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能从新闻自由中获得什么经济好处﹖新闻自由值几个钱﹖当然﹐在我们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很难让人听得进“开放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多么多么重要”的话。的确﹐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一提新闻自由就让人感觉又要谈政治了﹐等等。其实﹐不用这么怕﹐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还被人们所忽视。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按真实购买力算）从338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5000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也从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放慢增长的这几年里﹐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也带动了许多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成就不胜枚举。 中国的非凡经历也令众多学者和评论家迷惑不解﹕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法律对发展至关重要”和“制度对发展至关重要”这两项命题﹐而且制度经济学的这些结论也是“华盛顿共识”所依赖的核心理念基础。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虽然缺乏一个可靠的市场制度架构﹐既没有可靠的法治又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可是其经济却仍在继续快速增长。特别是与印度或新近转型后的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现象更显得像个悖论。与中国不同﹐印度拥有相对齐备的现代制度﹐既有民主与法治又有新闻自由﹐但其人均GDP却仅从1978年的560美元（当年中国为338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358美元（那年中国为3976美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产业结构里 原因是中国这些年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和住房基建业﹐这种产业结构对制度的依赖度较低。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住房与高速公路建设）。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服务业的繁荣﹐但后者并没能充分发挥工业增长所提供的发展潜力。以2004年为例﹐中国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美国的服务业则更是高达79.4％。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重型”工业﹐其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这种产业结构也当然让中国经济可以在不作政治改革﹑不开放媒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长。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作一下比较。以玩具制造业为例﹐它用来交易的产品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者可以检查玩具车的样式﹑风格和颜色﹐从而确定其质量和价值。买者还可以在购买之前进行多次试车检验。制造商（或销售商）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虽然存在﹐但却是很有限﹐买方较不容易受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增强产品责任的法律保护与司法独立是合乎人们需要的。然而﹐即使没有这种可靠的司法制度﹐可能也还行﹐购买方顶多是在买之前多花些时间检查﹑多试该产品几次﹐由此来克服法律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就算买者在买货之后发现产品有瑕疵﹐或许只要该产品“还能用”﹐他也可能就接受了﹐就“将就将就了”。因此﹐制造品的“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特点足以帮助购买方规避其在信息方面的不利局面﹐从而降低他的交易风险。这样一来﹐即使在不可靠的市场制度下﹐制造业也能发展﹐只要有很多很便宜的劳动力即行。 相比之下﹐在股票等证券交易中交易的则是金融契约﹐或说对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第一﹐契约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构建的“东西”或说概念﹐如果没有相应的证券法以及独立有效的司法制度﹐这种金融契约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一文不值。第二﹐恰恰由于金融契约“看不见摸不着”这一隐蔽性特点﹐使其购买者在信息方面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利﹕被交易的金融契约无色无味﹑也无形状﹐购买方无从检验它。他们不得不依靠证券发行方披露的数据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来评估证券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畅通无阻的媒体信息流动﹑自由的新闻调查报道以及有关证券发行人和其相关实体的评价意见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些独立的信息和评价可大大增加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培养市场交易中的诚信基础。 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和新闻制度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跟金融服务业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备“对市场发展友善的制度”的国家也许只能集中精力发展其制造业和其它实物业﹐当然也可侧重农业﹐但不能对服务业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闻自由以及可靠法治制度的国家则既可选择专注于工业﹐也可发展服务业﹐专挑在价值链中利润最高﹑最赚钱的行业去做﹐把“苦力活”留给那些制度欠缺的国家去做。 我们也可从跨国数据中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Freedom 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我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等份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中为48.5％。当我用各国的人均服务业经济增加值来取代服务业占GDP份额﹐以此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那么得出的结论基本不变。看来﹐新闻自由确实可减少市场交易两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更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在理解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机制有着不同的依赖度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并不能否定制度经济学的命题﹐而是跟后者非常一致。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 对这种“重型”发展模式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以高能耗﹑高自然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价格﹐促使许多人预言地球能源供应危机即将到来﹐而且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有代价的﹐环境与资源遭受重大损耗﹐河流与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为纺织品﹑服装﹑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挑战﹐这会使中国难以进一步扩大其在众多制造品市场中的份额。贸易问题已是近几个月来报纸头版报道最多的问题。 第三﹐制造业已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只能靠服务业来增加新的就业。举例来说﹐虽然制造业产值自1978年以来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但在1995年时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9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300万人。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他们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3.6％左右﹐真实的失业率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500万（包括350万大学毕业生）﹐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目前是8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是700万（这还不包括新的失业人数）。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希望改进在价值链的产业地位﹐慢慢减少对低经济增加值的制造业的依赖度﹐而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普遍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其服务业。确实﹐既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是世界最低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蕴涵着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有13亿人需要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潜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发展服务业需要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需要新闻自由。在近些年里﹐这些制度机制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是远远不够。 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兴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过去几年里﹐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交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多么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上海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少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过去多年﹐政府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分开。政治性的刊物受到严格审查﹐而财经类报刊则“在一定的模糊范围之内”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选议会的制约﹐那么经济和政治实际上很难分开﹐因此财经类报刊实际上难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间。 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副部级干部﹐对他们的工作言行的追踪报道常常就与政治性新闻沾边﹐因而属于政治新闻审查的范围。虽然关于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多年来讨论得非常热烈﹐各界也一再呼唤着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机密。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是﹐1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数为国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层又大部分由相关行政部门任命。因此﹐如果记者敢于调查报道这些公司的负面消息﹐他们将面临着工作被炒甚或吃到官司的危险。在股市价格走低之时﹐财经新闻编辑会受命只刊登正面报道﹐不登负面新闻﹐以此塑造出一个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景象。新闻审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应﹐扭曲了市场中的真实信息﹐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中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这些运输网将各个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债券﹑保险和其它金融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么广泛的市场经济里﹐如果公司管理层行害﹐或者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行害﹑行骗﹐那么他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潜在损害都会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复杂市场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到太大的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雇佣足够多的管理员﹑监督员来监督﹑揭露并矫正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即使政府能雇佣很多很多的市场与企业监察员﹐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把监督做好﹐或许由此带来的反而是新的寻租与腐败机会。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他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作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30 augustus 贫富分化今日中国贫富分化严重 华盛顿共识脱不了干系
中国青年报
联合国8月25日公布的一份有关“全球发展不均”的报告称，尽管许多地区，特别是亚洲正享有空前的经济增长，但80%的世界财富是由世界的20%人口控制，今天的世界要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8月27日中新社)。 具体而言，世界8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掌控；其余的20%由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分享。 可以说，财富由少数国家的少数人攫取从而导致世界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是过去十几年来国际垄断资本蓄意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结果。 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宰作用。 这个以新自由主义为精神旨归，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的后果，便是使这些国家发生了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度下降。 比如，在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而在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的前苏东欧等转型国家，其经济到现在还未能恢复到1989～1990年的生产水平。更为严重的是，经济的停滞甚至后退导致这些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联合国的上述报告就指出，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年轻人失业的机率增加了两三倍，占全球1.86亿失业人口的47%。此外，由于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不平等问题，全球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所赚的薪金无法使他们或家人脱离以每天一美元为准的贫困阶级。 反思“华盛顿共识”为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欧等转型国家开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其华丽的外表包装下窝藏着四个“陷阱”，必须引起警惕：第一，极大地“解放”了跨国公司的生产力，为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自由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第二，建立了严重依赖外资的外向型经济，使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受到国外资本的重大影响乃至控制，从而为外国资本进入其市场创造一切必要条件。第三，保障这些国家根本利益的有效制度被废弃和突破，导致外国资本成为其财富的“抽水机”。第四，窒息了这些国家生产结构的活力。 世界贫富的扩大昭示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由此想到中国。中国的改革虽然不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其影响。比如，1988年发起的价格闯关就与货币主义大师佛里得曼的建议直接相关。而这次价格改革因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只维持了半年就宣告失败。时至今日，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还是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影响经济政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今日严重的贫富分化，即使不能把责任推到“华盛顿共识”上，它至少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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